2018年10月27至28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后援的“大唐文明与东亚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27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万明会长、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江静院长等分别在大会上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李芳社长致辞并举行了赠书仪式。

江静院长介绍了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的概况，指出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欧亚大陆及沿海区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激动人心的精彩故事在两条丝路上不断上演。今天我们重述“一带一路”上发生的中国故事，探讨“一带一路”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追忆往昔，展望未来，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

    在随后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王勇教授在其论文《大唐盛世与鉴真东渡》中，以文明高度发达，文化疆域最为辽阔的唐代为背景，分别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鉴真的故事，在梳理日本学界关于鉴真东渡原因的诸种说法后，从佛教的世界观、国际化的视野及唐朝崇尚道教的角度，全新阐释了鉴真东渡，并在结论部分显示了现实关怀，必须重视千余年来走出去的中国文化，重新激活海外的中国文化元素；曲玉维《徐福东渡的故事》从中国的正史和民间传说讲述了东亚地区的徐福传说，指出徐福东渡拉开了历史上中日韩人民友好的交往序幕，成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者；郭万平《小人物大投射：东亚海商谢国明的故事》从介绍了一位在中国史籍中没有名字，而在日本大放异彩的东亚海商谢国明的故事，分别从宋人谢国明、承天寺开基檀越谢国明、华侨首领谢国明的三种身份进行了考述，着重分析了谢国明的出生地，指出谢为杭州人，僧商寺互动是东亚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态；兰永海《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中外三个旅行家的故事》生动讲解了唐代的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三个旅行家的故事，唤醒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路记忆；孙政《渤海国与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利用具体史料讲述了渤海国使节与日本菅原家族之间人物交往的故事。

会议还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从研究对象的时代看，主要集中在唐代和清末；从国别看，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交流。从研究内容看，有关东亚笔谈研究的论文最多，共有5篇，其次是有关绘画、诗歌、游记的论文各2篇。第一篇是石云涛《唐诗见证的中日关系与交流》，论文通过例举大量的唐诗，对以遣唐使为中心的中日交流、佛教交流、物品往来等进行了考察，认为唐诗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在古代汉字文化圈国家人员的交往中，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际工具；徐臻《<万叶集>与遣唐使》就第九、十次遣唐使相关的送别诗进行了考察，认为送别诗有宗教仪式功能，用于祈祷航海平安。两篇与绘画相关的论文分别是高建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正仓院藏唐琵琶面板上的丝路骆驼图案解读》和陈皛《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域外画家》，高建新通过对比考证，认为琵琶面板上的丝路骆驼图案上的人物应该是石国胡人，是见证盛唐中日交流的珍贵实物；陈皛对唐代丝绸之路的五位来自朝鲜、日本等国的域外画家进行了研究，初步考察了他们来到中国的行程、交往活动；两篇游记相关的论文是王连旺《日本游记资料所见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以<燕辽游记>为例》和张新朋《<诗经>与东亚世界的沟通——以<朝鲜漂流日记>所涉<诗经>为例》，《燕辽游记》的成书时间于1932年，游记中包含了来华日本人与当时的清朝遗老柯劭忞、胡玉缙、杨钟羲等三人的访谈内容，文章认为这些访谈记录非常珍贵，作为民国学术史研究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也是研究近代学术交流不可多得的材料；张新朋对《朝鲜漂流日记》中有关《诗经》的表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诗经成为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读书人共同的学习内容，为东亚知识阶层所接受、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教养。最后是张维薇《吉备真备与8世纪唐日人员往来》，文章对吉备真备的两次入唐事迹，包括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以及在唐朝做官的阿倍仲麻吕等人回国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分析。谢咏《1862年“千岁丸”访沪日本人形象再构》通过当时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笔谈记录，以新颖的视角分析了当时日本人如何致力于重新构架自我形象，来消除明代倭寇所带来的不良印象；汪馨如《岛田翰及其校勘学——兼论<春在堂笔谈>》着重考察了近代日本著名文献学家岛田翰在1905年来到杭州与著名学者俞樾交流时所留下的笔谈记录《春在堂笔谈》，同时还对岛田翰的校勘学与中国校勘学的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岛田翰的校勘学不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取法于中国；常永婉《<桼园笔话>中的汉诗概述》着重对清末浙江慈溪出身的旅日文人王治本与日本人大河内辉声的笔谈记录《桼园笔话》中的460首汉诗，从诗歌的体裁、内容、创作者等方面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整理和分析；周俊杉《由马建忠1882年首次访朝笔谈看晚清中日韩关系变化》查考清末外交家马建忠1882年访问朝鲜时留下的笔谈记录，对笔谈中所反映出来的中朝关系、朝鲜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野心等诸多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陈晓雲《李炳宪中国纪行之<寿庭笔谈>考》对朝鲜的一位叫李炳宪的外交家在1925年来到中国杭州时，与朱寿庭交流时所留下的笔谈记录进行了研究，二人就中国、朝鲜的儒教现状以及如何复兴儒教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论文中还有四篇与笔谈有关的论文，分别是张逸农《正续<本朝文粹>律赋研究——以唐·佚名<赋谱>为视角》、朱子昊《朱舜水笔谈资料研究及其文学主张》、周妍《近代中日学人的交流与碰撞——以胡适与诸桥辙次的笔谈资料为中心》、陈龄之《宫崎滔天家藏中有关孙中山笔谈的新发现》。

28日上午的主题报告中，日本神户大学副校长油井清光教授以《物质文化与文化交流：对当代丝绸之路研究的思考》为题进行了演讲，认为全球化的时代下的文化传播不仅从西方传到东方，也会从东方远播至西方，需要在此语境下，开展丝绸之路研究。强调“共情”是文化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相互转变，文化交流并非仅是“在翻译中丢失”，而是“在翻译中发现”；英国牛津大学Robert L. Chard教授的演讲题目为Zhu Shunshui’s Early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Ritual in Nagasaki (1660–1665)，Robert教授利用在日本搜集的《西游手录》、《舜水朱氏谈绮》等有关明末遗臣朱舜水的笔谈记录及书信资料，探讨了17世纪中后期日本社会对儒学，尤其是深衣、礼器、丧制等礼制的诉求，真实再现了该时期中国儒学在日本传播与受容的实态；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松浦章先生以《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介绍了清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主要成果，采用大量珍贵的中国商船、中日港口、人物等图像资料及档案资料，对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形象化、立体感的回顾与展望；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久保辉幸先生《青蒿と黄花蒿の名物学的研究――ラテン名比定の問題を中心に》从名物学的角度，结合拉丁语资料，对青蒿素和黄花蒿的名实进行了缜密的历时性梳理。认为中国早期的植物学对日本影响极大，江户时代的本草学、博物学也间接有所摄取，青蒿便是其中一例。海外学者学识渊博、研究缜密，日本人使用英语、中国人使用日语的跨语言学术交流，给众多与会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两天的专题研讨中，专家学者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现了大唐文明以及东亚文化交流的高水平研究，实现了跨学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极大丰富了研究内涵。

2018年10月2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与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与余杭区径山文化研究会协办的“径山：日本茶道之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径山山麓的陆羽君澜度假酒店隆重召开，来自中、韩等国的60名学者主要围绕“径山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大会收到论文25篇，各种交流资料、影像多件。

我校东亚研究院的陈小法教授、东语学院的吴玲教授、人文学院的沈珉副教授、郑南副教授以及多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大会。陈小法提交了论文《径山虚堂与中日禅茶文化》，并在大会上作了《径山茶礼与日本茶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主旨讲演，引起与会者共鸣。吴玲、江静教授提交了论文《试论道教文化对<吃茶养生记>的影响》，硕士研究生王洁提交了论文《密庵墨迹<法语·示璋禅人>与日本茶道》，得到大会与会者的好评。

研讨会取得了预期效果，与会者达成如下共识：

一、日韩两国首部茶叶经典都曾受陆羽《茶经》的影响而撰就

1191年，第二次入宋的日本临济禅始祖明庵荣西（1141-1215）在归国之际，据传带回了浙江茶籽先后在筑前背振山（今佐贺县神崎郡）和博多圣福寺种植。虽然荣西不是第一个将茶带到日本的人，但有禅宗背景的他与日本武士阶层来往密切，所以武士开始提倡喝茶、日本再兴饮茶之风应与荣西禅师直接相关。而有日本“茶经”之称的《吃茶养生记》，乃荣西在宋地受到以径山寺为代表的禅院茶礼之熏陶并得益陆羽《茶经》而有所发的第一部日本茶书。

同样，享有韩国“茶圣”之誉的草衣意恂(1786-1866)，其所撰写的《东茶颂》不仅参考了陆羽的《茶经》，而且在制茶和品茶的理论上进行了本土化的发展，提出“中正论”。因此，他也成为了韩国茶道的始祖。

研究表明，《茶经》中陆羽所列的二十四种茶道器具即使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仍有二十种在沿用，而且都是茶道中的主要应用器物。

鉴于此，中日韩三国的第一部茶书经典存在着因袭的血脉关联。因此可以说，《茶经》不仅赋予了日本茶道生命力，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茶道的根本所在。

二、径山茶礼（茶式、茶会）孕育了日本茶道

百丈怀海禅师所创的《百丈清规》又称《古清规》，尽管其原本在南宋之后即已散佚不见，但宋史官杨亿的《古清规序》基本概括了《百丈清规》的内容与结构，被认为是可靠资料。之后宋宗赜编著的《禅苑清规》和元东阳德辉编纂的《敕修百丈清规》皆以《古清规》为蓝本，虽然在内容上有所损益，但三部清规一脉相承，大同小异。

《敕修百丈清规》中有“丛林以茶汤为盛礼”之言，而遍观《禅苑清规》和《敕修百丈清规》，有关茶汤的礼仪活动随处可见，足以证明丛林对茶汤仪轨之重视。

从密庵咸杰的《径山茶汤会首求颂二首》等文献表明，南宋时期径山禅寺的茶礼鼎盛，而这举止有方、茶禅融汇的径山茶礼应是《禅苑清规》中有关茶汤仪轨的高度体现。鉴于此，我们认为随着《禅苑清规》东传，并相继出现道元的《永平清规》、圆尔的《东福寺清规》，径山茶礼也随之远播日本，为日本茶道的萌发提供了思想基础、仪制保障。同时，经由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径山法嗣的相继东渡弘法、径山留学僧南浦绍明携回茶典及台子等标志性事件的多重影响下，日本茶道渐趋成形，并储备了发展动能，径山茶礼由此扎根日本禅院。

三、径山禅寺高僧大德的墨迹、禅语在日韩两国的茶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曾言：“未有如挂物般如此重要的道具，它是帮助主客共修茶汤三昧，得道开悟之物。挂物中，又以墨迹最为重要。茶人们以恭敬之心研读墨迹文字，追忆书写者、道人、祖师之高德。俗人手书不能用于挂物。”而所有出自径山高僧之手的墨迹都被定为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尤其是径山寺第四十代十方住持虚堂智愚，其墨迹曾是日本茶道界最受欢迎的挂物之一，这既与智愚在禅宗界的影响有关，也与他在日本茶道史上的地位分不开。因此可以说，通过墨迹、禅语等媒介，径山禅寺的人和物对日本茶道的纵深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在韩国，虽然茶道文化不及中日繁盛，但正如西山大师清虚休静(1520-1604)所言：“衲子一生业，烹茶献赵州。”即韩国丛林也崇尚赵州从谂禅师提倡的“吃茶去”这一修行的不二法门。然由于历史的多种原因，韩国饮茶文化曾一时衰落。到了18世纪中叶，一艘满载茶叶的浙江船只的偶然漂着，开启了18、19世纪韩国茶文化的中兴期。并以此为契机，茶山、草衣不仅发明了新的制茶技术，而且丰富了许多茶叶有关的理论，尤其是对赵州和尚禅茶一味的弘扬，使得“吃茶去”再次成为禅修的方便法门。

多种文献表明，由于径山禅寺对“吃茶去”的推崇，使得径山茶宴具有浓厚的悟禅风味，这种禅茶一昧的修行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韩茶道的萌芽与发展。

总之，陆羽的《茶经》不仅对日韩两国首部茶书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日韩的饮茶文化有过指导性作用。而道器相济的径山文化是日本茶道形成的基础，径山茶礼是日本茶道的源头。

但是我们知道，学界上对南浦绍明携茶台子及茶典归日等事件存在不同声音，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史话的形成和传播，是建立在径山寺禅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和南浦绍明于日本禅茶界的崇高威望的基础之上而来的。

我们也发现，在中日韩三部茶书经典的纵横比较研究、径山茶礼与日本茶道之间关系的某些细节研究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补强。这也将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历史使命。